元朝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



日本与中国自古交往密切,尽管唐末停派“遣唐使”以后官方关系衰减,但民间贸易和僧侣的往来却更趋繁盛。南宋中叶兴起的武士政权——镰仓幕府(1186年建立)在对华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仍采取积极态度,特别是热衷于引进中国的禅宗,日本与南宋的民间交往极其频繁。然而由于此时中国南北分裂,而中日间的交流早已改取横渡东海直航两浙(主要是明州——今宁波)的南路,不再走经由朝鲜半岛西岸到辽东或山东的北路,加上日本政府对官方外交的冷淡,因而与统治北中国的金朝几无交往,也没有和代金而起的蒙古发生接触。

直到至元七年(1270),日相营原九成在《赠蒙古国中书省牒》中还说:“蒙古之号,于今未闻。”蒙古前四汗时期,对马蹄所不及的海国日本也未曾留意。至元二年(1265),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报告说,日本与本国邻近,汉唐以来都通使中国,可令高丽向导与之通使。忽必烈十分企慕中原盛世君主那种天下一统、万国来朝的功业,即于次年遣黑的、殷弘出使日本,命高丽王派官导送。使者至巨济岛,高丽陪送官以海上风涛险恶劝止之,遂折回。四年,再遣黑的等出使,高丽王派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传书,滞留太宰府达五月,被遣还。五年,忽必烈严令高丽王派大臣陪送黑的等赴日,“期于必达”。使者抵日本对马岛,被拒,只捕得岛民塔二郎、弥二郎回朝复命。忽必烈让这两个日本人游览燕京后,命高丽派使臣送其回国,并传递了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。日本国相营原九成起草了复牒,但被镰仓幕府否决,未交付来使。



七年末,忽必烈以日本屡次拒使,诏发兵屯田于高丽“以为进取之计”,同时遣赵良弼为国信使,持国书去日本“招谕”。八年九月,使团百余人至其国,被阻留于太宰府西守护所,不准赴京都。其官员屡次逼取国书,良弼坚持亲到京都面见国王呈递,只抄录副本与之。日本朝廷初拟答复,但幕府仍采取断然拒绝态度。使团滞留至次年初返回,日本守护所派弥四郎等十二人同来,良弼还至高丽后命随员送他们到大都。忽必烈与朝臣商议后决定不予接见,遣回,并命赵良弼再使日本。十年春,良弼仍不得要领而还。

十一年初,元廷决定发兵侵日,命高丽造大战船三百艘,“期限急迫,疾如雷电,民甚苦之”;立征东元帅府,以忻都、洪茶丘、刘复亨为都、副元帅,聚兵高丽,加造战船。十月,蒙、汉军及高丽军共二万五千余人,乘大小战船900艘发合浦(今马山),侵袭对马、一岐两岛后,进至博多湾,攻击沿岸诸地;二十日,于今津等港口上陆,日本守军进行了顽强抵抗,死伤甚重,而元军亦疲,未能深入,退回战船,其夜博多湾台风起,战船多坏,只得仓卒撤还。此役发生在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,日本史上称为“文永之役”。



至元十二年,忽必烈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,但一去即杳无音讯(他们于当年四月至日本,九月被镰仓幕府杀害,四年后,逃回的高丽水手才报告了这一消息)。当时元朝正进行灭宋战争,经略日本事暂时搁置。十六年,尽取江南,即准备再举征日,命高丽及江南四省造战船,并命南宋降臣范文虎筹划征日事宜,显然意在驱使新附军由南路进取日本。范文虎受命后,派属下周福、栾忠与一来宋日僧同去日本传递诏书,同时奏请待所遣人回报日本是否从命,再决定进兵。十七年初,元廷获悉使臣杜世忠等已被害。范文虎所遣二人也一去不返(到日本不久即被杀)。于是决定进行大规模侵日战争,特立行省专任其事,大臣阿剌罕与高丽王王■任右、左丞相,忻都、洪茶丘、范文虎右丞,李庭左丞,张禧参政;拟定方略:忻都、茶丘率蒙、汉、高丽军四万发合浦,范文虎等率新附军十万发江南,会师一岐岛,共同进兵其国,志在必取。

十八年五月,忻都、茶丘与高丽元帅金方庆率东路军四万多,乘战船900艘出发,攻对马、一岐;六月初,不待江南军来会即进至筑前志贺岛登陆。日本已有防备,在博多湾沿岸阵地构筑工事,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与元军激战。元军未能取胜,退屯鹰岛,月末移军一岐。范、李、张等率江南军十万,乘战船3500艘,六月十八日由庆元(今宁波)出发,航行七昼夜抵平户岛,其先遣军至一岐约东路军来会。七月,两军主力均进泊鹰岛(音译“打可岛”。或作“竹岛”,系音讹致误),行省官商议进攻太宰府,但他们果如临行陛辞时忽必烈所担心的那样,相互不和,议事争执不决,以致“逗留不进”几一月。八月一日,夜半“飓风大作,波涛如山”,元军船多“缚舰为寨”,紧靠在一起,致相“震撼击撞,舟坏且尽,军士号呼溺死者如麻”。忻都、茶丘、范文虎等将帅“各自择坚好舟乘之”,弃军自归。留下来的元军大部分被日军消灭,一部分被俘。十四万多元军得归者仅五分之一,大张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(事在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,日本史上称为“弘安之役”)以惨败告终了。其后忽必烈又准备再征日本,下令造船和拘刷水手,激起受害最深的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,朝臣也多言不利,不得不中止。



至元二十年,忽必烈遣提举官王君治与补陀寺僧如智持诏“宣谕”日本,洋中遇飓风吹回补陀山。次年,再遣江西行省参政王积翁与如智出使日本,积翁拘任氏船以行,途中又因事鞭之,将至对马岛,被任氏所杀。两次遣使均未达。大德三年(1299),元成宗遣补陀寺学识渊博的临济宗高僧宁一山(一山一宁)搭乘日本商船使日,到达太宰府,因是敌国使者,幕府执权北条贞时下令囚禁于伊豆修善寺,后知他是有道高僧,即迎住镰仓建长寺(后被日本上皇邀主京都南源寺,直到去世,门徒众多),尊礼有加,但对与元朝通使事则仍予拒绝。

尽管元朝与日本交过战,通使关系一直未能建立,元代中、日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,双方政府都不但不加禁限,且有意促成。至元十四年,有日商持金来换铜钱,元朝给予准许。次年,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。十六年,日本大商船四艘载商人、水手二千余人至庆元,经查明确是来经商的,即许其交易而还。从至元末年到至正末年的七十多年中,中日间有商船(主要是日本商船)和僧侣等人员(他们大体都搭乘商船)来往、年份可考者即有近五十年,而且往往一年中不止一批,此外还有许多年份不明或失载者。大德八年,元朝“置千户所戍定海,以防岁至倭船”,也可见几乎年年都有日本船来。由于经营中日贸易获利甚巨,日本幕府为了筹集建寺经费和其他目的,有时也批准派出官方商船,如1325年为修建长寺、1328年为造镰仓大佛、1341年为建天龙寺所派商船即是。



元代中日交通的主要港口是庆元,这里置有市舶司掌对外贸易。庆元路属县定海(今镇海)是日本商船停泊之所,经检查、抽分后即许日商登岸市易,一时十分繁荣:“贾区市墟,陈列分错,咿哑争奇,踏歌转舞”。此外,日本商船也时常开到福建贸易,元中叶以后似乎逐渐增多,故天历元年(1328)命江浙行省选廉吏征收“日本舶商至福建博易者”之税(《元史·文宗本纪》)。交易的商舶,中国输出者主要是瓷器、香药、经卷、书籍、绘画、什器、绫罗锦缎以及铜钱等;从日本输入者主要有黄金、刀剑、木材、扇子、螺钿等。

来元日本人除商人外,以禅僧为最多。禅宗在日本因得到幕府和武士阶级的尊崇而大为兴盛,来华参礼禅学中心江南诸名刹(主要是“五山十刹”)和高僧大德,在日本禅林中蔚为风气,而商船往来频繁,又为僧人来华提供了方便。据考,仅史册留名的元代来华日僧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。泰定三年(1326),元朝一次就“遣日本僧瑞兴等40人还国”(《元史·泰定帝本纪》),即是明证。许多日本僧长期留居中国,历访名山大刹或住寺进修,从高僧习禅,与文人结交,切磋文学、书画。他们中不少人不仅禅学精湛,文章、书画亦佳。如古源邵元,住元20年,居少林寺甚久,其为该寺住持所撰道行碑(现存)文笔老练,不亚汉人宿儒;雪村友梅(一山一宁弟子)住元20年,曾拜访赵孟頫切磋书艺,其书法笔势雄浑,使赵为之惊叹,而当时赵的书画是最受日本人推重的。



同时,有不少元朝高僧被邀请去日本,最著名者如清拙正澄、明极楚俊、竺仙梵仙等人,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。赴日元僧和来元日僧对发展中日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,由他们传入日本的不仅有大量释藏、经史、诗文等典籍,还有中国禅林和文士的风气和生活方式,如日本的茶道就是由元代传入的“唐式茶会”发展而来的。日本禅寺的兴旺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促进了刻书业的发展。元后期,有大批中国雕刻工匠(主要来自闽浙)到日本从事刻版事业,京都和镰仓“五山”以及他处禅寺刊印的书籍许多是出于他们之手。其中以莆田县俞良甫最有名,在他雕版的《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》卷终,特刻上一段记载祖籍及在日侨居和刻书情况的题记,甚为珍贵(此书现存东京静嘉堂文库)。